陈松如(1920—1993)，四川资阳人。

陈松如先生12岁进成都陶乐天餐馆学徒，满师后在成都西御街的成都饭店事厨。20世纪50年代初在朵颐食堂主厨。

1959年6月，调北京四川饭店任首任厨房组长(厨师长)，至1993年1月去世。在京工作期间，经常被派往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宴菜肴的制作，多次受邀为毛泽东、陈毅、郭沫若等国家领导人事厨。1978年，被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为特级厨师。1987年赴新加坡进行川菜烹饪技术表演，引起轰动，被当地报纸誉为当今中国的“国宝级”川菜大师。代表菜品有黄酒煨鸭、网油灯笼鸡、珊瑚雪花鸡、清汤口蘑豆花等。

1993年1月16日晨，陈松如大师突发心肌梗塞，不幸离世，享年73岁。

1949年成都解放了，我开始了真正的厨师生活。朵颐食堂连年承办成都市各种大型宴会，如市区妇联、市团委、市区人民代表大会的宴会，都是我安排菜单、做菜，前后还接待了二十多次抗美援朝志愿军官兵伙食，每次至少一千人，多的达两千人，收到了不少表扬信、锦旗。

1958年冬天，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在午餐时，一些四川籍的领导同志对周总理说，已经很久没有品尝家乡风味了。总理听后，询问是否要在北京办个四川饭店，立即得到鼓掌支持。总理当场拍板决定，在北京筹建一家专门经营川菜的饭店。

饭店委托北京市市长彭真和四川省省委书记闫红彦筹建，由北京市政府工作人员段玉昆具体落实，并在北京寻找地点和提供设备。北京与四川省有关部门共同组织和调集人力、物力，由四川省提供资源、厨师、服务人员，选定民族文化宫侧（现民族饭店）为店址，并决定店名为四川饭店。

四川派四川省政府秘书长朴柏成，重庆孙济世、储土根来北京筹备四川饭店。孙济世、储土根同朴伯成商定货源，从四川各地选调四十多名厨师和服务人员。这些厨师和服务人员当时都是政治可靠、思想进步、技术过硬的人员，1959年6月30日晚到达北京。我也被专门从四川抽调到北京任厨师长，从此北京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1959年8月4日，四川饭店开业试餐，参加试餐的领导同志有周恩来、朱德、陈毅、邓小平、郭沫若，由彭真组织接见了四川饭店全体人员。周总理首先问候四川的同志生活是否习惯。朱德委员长表示：“青海、湖北的都来北京开饭店。四川的来了，要搞好四川味，不要乱改。这个地方做海味的多，你们要少做海味菜，多做四川土菜，多搞点四川土特产来。要坚持四川味，有人提出，要照顾口味，少放辣椒，这不行；吃回锅肉不要放辣椒，可以改吃酱爆肉，叫他找我。”郭沫若谈到：“坚持口味菜。装盘要大方，不要太俗气。”试餐结束，首长们赞扬菜品，夸赞厨师技术高。

1959年，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年大庆之际，四川饭店正式开业了。当时提出的口号：四川饭店为中央、为政治、为首都人民服务。经营范围有宴会、零餐、小吃。除在饭店供应餐食外，一是经常出外会，二则常去人民大会堂，协同完成各种任务；前往钓鱼台、中南海，有时还去北京饭店出外会。

从1959年到1966年，连续八年的“五一”节和国庆节，彭真市长都要在养蜂夹道中央高干俱乐部宴请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的中央主要领导。每次都是十二桌，毛主席有时参加，周总理每次必参加。1959年国庆，饭店只出几个菜：豆渣鸭脯、干烧肥头鱼、担担面、汤圆等。对外储经理带队；对内我负责，陈海清、王跃全、黄云程、易仲金等人负责冷热菜，俱乐部上小吃。菜有家常绍子海参、网油灯笼鸡、红烧牛头、豆渣鸭脯、鲜蘑菜心或开水白菜、干烧肥头鱼、奶汤素烩、担担面、汤圆。为使领导吃到更丰富的菜肴，几次宴会后，我们提出要更换菜品，领导都认为不用换。这份菜单一直无大的变化，只能加菜不能改菜，这对四川饭店来说是很高的信誉。

四川饭店开业后，中央很多领导常在此参加宴会，或宴请中外顾客。如：周恩来、陈毅、杨尚昆、邓小平、罗瑞卿、郭沫若、董必武、张爱萍、贺龙、廖永志、薄一波、付钟、姚依林、万里、魏传统、朴念龙、黄镇、廖沫沙、邓托、叶子龙等，每次吃后都很满意。

周恩来经常来四川饭店。他常说我们的菜单安排得很好，菜也上乘，客人都很满意，为国家争得了荣誉，要继续努力，不断提高。周总理在四川饭店宴请了很多国内外知名人士，李宗仁回国，周总理宴请李宗仁，第二天李宗仁回请周总理。有一天晚上总理在饭店就参加了三次宴会陈毅参加宴会，常给菜评分。他曾与服务员进厨房，对厨师说菠萝凉醪糟评分100分、豆渣鸭脯评分98分、干烧肥头鱼评95分等。当外宾祝酒，对川菜表示非常欢迎、非常满意时，陈毅首长高兴地说：“一定要把川菜风味传播到全世界去。”

宴会快结束时，领导有时与外宾会进厨房敬酒，如郭沫若经常带外宾到厨房敬酒表示感谢。。

1961年，毛主席原计划在人民大会堂宴请西哈努克亲王，共四桌，谁知临时又改在中南海。当时人民大会堂里冷盘都摆好了，紧急搬到中南海去。时间很短，但是都知道不能出一点问题。大家紧张不乱，顺利上菜，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南海的李处长，一再感谢，称我们“立下了汗马功劳”。在中南海会餐的领导也都来敬酒。

此外，在中南海宴请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的宴会，以及朱德委员长的几次寿宴，四川饭店皆在宴席的顺利举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朱德同志的寿宴，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均参加，菜简单，没有贵重菜，每次都做龙眼甜烧白、萝卜丝鲫鱼、牛肉炒泡豇豆。

1981年，西班牙国王卡洛斯来四川饭店品尝菜肴，边吃边说：“中国菜太好了，厨师的手艺真高。”宴会结束时卡洛斯国王在储经理陪同下来到厨房一再感谢，称吃得太饱了，并高兴地表示：“中国的川菜名不虚传，今日的宴会使我终生难忘。”

1982年11月的一天，邓小平同志在四川饭店宴请西哈努克亲王。宴会后邓小平高兴地说：“家乡味太好了！”离开宴会厅走到院中又说：“今天吃到豆花了。”随后同饭店领导职工合影留念。1984年元旦，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在人民大会堂“团年会”聚餐两桌，邓小平吃到鱼香油菜苔、四川泡菜、夫妻肺片时，高兴地喊了出来：“又吃到家乡土特产了，太好了。”饭后大会堂的领导对我们表示感谢：“感谢二位师傅，任务完成得真漂亮。”领导们都高兴，特意奖励了我和刘自华。当时我们还做了红烧牛头、怪味鸡。

1984年元旦，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在人民大会堂“团年会”聚餐两桌，邓小平吃到鱼香油菜苔、四川泡菜、夫妻肺片时，高兴地喊了出来：“又吃到家乡土特产了，太好了。”饭后大会堂的领导对我们表示感谢：“感谢二位师傅，任务完成得真漂亮。”领导们都高兴，特意奖励了我和刘自华。当时我们还做了红烧牛头、怪味鸡。

周恩来总理不仅时常在四川饭店宴请贵客，还十分细心地主动宣传四川饭店和川菜风味。在总理的鼓励下，丹东派来了四位厨师，上海几个大饭店组织了一个学习小组，组织8名高级名厨师前来四川饭店共同研究川菜技术，由我每天与他们交流一次。

不仅国内各地前来交流，四川饭店及川菜还登上了国际交流的舞台。有一次，周恩来总理请朝鲜崔庸健委员长。崔边吃边称赞，称川菜太好了。崔说朝鲜盛产海参，就做不出这样好的味道，他预备派人来学习，总理当即表示欢迎朝鲜同志前来交流。

不久，朝鲜先后派出两批共32人的烹饪学习团前来四川饭店交流烹饪技术，第一批十四人，第二批十八人。饭店领导很重视，组成了以我为组长的技术交流小组。每天由我先讲课程，后实际操作，指定厨师做示范。这次学习之后，朝鲜同事满意而归。1986年3月份，朝鲜党中央厨师代表团第三次来到四川饭店学习四川菜，仍由我讲理论，后指定厨师精心操作。最后一天朝鲜厨师做了几个朝鲜菜同我们一起品尝。这几次交流加深了我们之间的友谊。

987年，四川饭店6人与香山饭店2人，共8人赴新加坡中国大酒楼，参加技术表演，内容有自助餐、零餐、宴会。我每天工作到晚上十一点半，很受新加坡各界人士的欢迎。新加坡几家报纸都报道了数次，冷菜、热菜、四川小吃还录了像，称我为“国宝级川菜烹饪大师”。我为川菜能得到这么多人的喜欢感到很高兴。

为毛主席做菜

我曾三次进中南海给毛主席做菜，这段经历令我印象深刻。第一次是四川饭店党支部书记邓芝同志领我去的，共做四个菜，其中有网油灯笼鸡。毛主席很高兴，让李处长端一串鲜葡萄，原本是主席吃的，叫送给“大师傅”——我尝尝。午饭结束时，毛主席破例要把没有吃完的网油灯笼鸡留到晚上再吃。这就难坏了李处长和毛主席的厨师，不知如何加热才能保持鸡的品质和外酥内嫩的特点。李处长同大饭店书记请我留下来想办法。我同书记回饭店重新做了一只，晚上炸好后做成中午剩下的三分之一的样子端出去了。后李处长进厨房与厨师说主席很高兴，叫捞一条活鱼烧给我吃（指中午吃的葱烧海参）。

第二次、第三次都是我一个人去的，先后做了粉蒸鸡、回锅肉。每次主席都很高兴，让另做菜给我吃，评评味道。第四次去中南海是与主席厨师交流技术一整天，后又派主席的厨师广东发来饭店学习了三个多月。

资料来源：国宴川菜松如专委会